答：可以这么说。当时在华北大学的底子上办起了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是不公开招生的，学生是完全分配来的。解放以后，朝阳大学根据院系调整被撤销了，朝阳大学的法律系连同师生并入我们学校的法律系，他们年纪比我大一点，年级比我也高一点，但是听苏联人讲课是在一起。我们是同一个起跑线，同时接受教育。人民大学是1950年成立的，所以我当时晚来了一年。我来到人大的时候，西郊刚造好，只有几栋楼，红一楼、红二楼等，其他地方还没有征地。我是第二届研究生。上面还有第一届，孙国华教授比我早一年。当时教员是和我们学生们一起来听苏联专家讲宪法。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恐怕没有比我们更早的了。
问：后来在中国宪法学方面影响最大的还是你们当初的这一批人？
答：可以这么说。包括我们研究生班的前后同学，以及当时本科生中的一些人。如先在人民大学后到宁夏大学的吴家麟教授、武汉大学的何华辉教授、吉林大学的张光博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廉希圣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吴杰教授、北京大学的魏定仁教授等，还有后来一直在人民大学的王向明教授、董成美教授，等等。当时就是我们这些人，站在新学科的最前列。
问：您刚才讲到武汉大学的何华辉教授，你们的交情是很深的，这种交情是你们在读研究生时代就有的吗？
答：何华辉当时是我们七八个人中的小班长，他年龄大一点也比较成熟一点。何华辉1953年被分配到武汉大学。干了4年之后，反右派把他给弄了个“极右”。1953年以前我们是同学，住在一个宿舍里，大家整天在一起，都是不错的。他被打为右派以后，非常落魄，我经过武汉的时候，都必定去看他，后来开始起草1982年宪法，工作是从1980年开始的，我到了起草委员会工作，因为我了解情况比较多，我就找他合作，一起写东西。
问：您是在1953年留校当教员的，您留校以后，1954年就参与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去了吗？
答：不是这样的，当时是先搞了一个选举法，选举法是1952年起草的，要在全国搞普选，当时首先选了两个试点，其中一个在山东泰安，中央有一个工作组下去，是民政部负责的，他们带了一帮人下去，搞选举试点的工作。我和吴家麟、张正钊三个人在一起，在泰安搞了新中国第一次的普选试点工作。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先必须实现普选，普选要求搞登记选民，按照《选举法》来对选民资格进行审查，例如：你原来是贫农，后来买了地主的土地怎么办，你原来是地主家的女儿，后来嫁给了贫农怎么办？等等。当时对这些问题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就是要把学到的政策运用到选民资格审查的实际工作中去。
问：那你们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答：我们当时就是从选民登记开始，到最后选举结束，就整个选举过程做一个试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给全国其他地区进行选举提供经验。我们不断地写报告，写总结，写小结，一张一张的工作情况汇报，当时的基层干部没有什么文化，这些工作是由我们来做的。
问：这是您学习宪法学以后第一次面对基层的民众吧？第一次面对新中国的民众，第一次面对新中国的第一次普选，您有什么感想呢？
答：是呀。当时农村里有一批积极分子，叫做宣传员，我们培训他们，给他们讲选举是怎么回事，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过普选，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里，选举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情，是神圣的一票。有选举权的才是人民，没有选举权的那就是专政对象了，农民是很讲究的。山东是老区，农民是有觉悟的，选举的积极性非常高，但是没有文化。第一步是选民登记，这个工作是搞得很细的。我们的捎带任务是搞新中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有的农民连名字都没有，我们就给他们取名字，在试点过程中，我们给农民取了很多名字。
问：当时您接受的宪法理论、宪法理念是不是和基层的实际情况有一段距离呀？
答：我们去的是革命老区，我们的确感到农民对共产党是拥护的。我们主要讲解什么是普选，普选是干什么的，选出代表来代替人民进行管理，要把这个给他们宣传清楚，当时也确实是人民当家作主。过去的农民都是受压迫的，现在第一次参加选举，他们觉得真是不简单。后来1990年我又旧地重游，当地的草房子都已经拆掉了，旧人也基本上都找不到了，最后找到一个老农民，他当年的选民证还保留着。这就说明农民都很重视这个选举。
问：您是在选举工作完成之后才参加到1954年宪法的工作中去的吗？
答：在山东搞普选刚好一个暑假。暑假回来就开学了，1953年留校下来，让我去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班，给他们讲政治理论方面的课程。这一学期结束以后，过完年，我就到了中南海。
问：当时为什么选择您去呢，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吗？
答：不是选择我，是选了我们一批人。当时田家英说他自己是“韩信点兵”，越多越好。所以除了人民大学外，还有北大的、中央政法干校的和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些人。
问：您是去了起草委员会的秘书处吗？
答：是这样。宪法起草委员会下面有一个办公室，由秘书处领导，下面再分小组，我是在资料组。我们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在资料组。主要任务是给宪法起草委员会帮助整材料，给他们编点名词解释什么的。征求意见、全民讨论送来的讨论材料和意见由我们来整理。我们受田家英同志的直接领导，他到中央开完了会回来就找我们，每次开会回来，他一定会带好多的问题来，因为在起草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争论，委员们就会问外国是怎么解决的，特别是苏联是怎么搞的？我们就要帮着找解答这些问题的材料。
问：在资料组工作的时候，你们除了收集苏联宪法的资料，还有哪些国家的宪法资料呢？
答：我们编写了几本资料，一个是名词解释，相当于一个小字典；收集了一些宪法典，包括旧中国的，还有俄国1918年的宪法、斯大林宪法，以及波、匈宪法等东欧国家的资料。少量的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宪法。
问：根据一些资料，田家英当时在五四宪法的起草过程中，作为毛主席的秘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答：毛主席当初在杭州起草宪法的时候，就带着自己的秘书去的，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这些人。后来胡乔木去了苏联，陈伯达因为其他的原因后来没有太多参与宪法的起草。田家英直接领导我们资料组，把我们资料组当成智囊团一样。
问：您印象里面能不能举出例子关于田家英问到的有争论的问题？
答：我的印象比较深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检察院是垂直领导还是双层领导？这个问题改来改去改了好几回，当时苏联是垂直领导，但是呢，中央可能认为在中国不能这样搞，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
问：刚才您讲到你们编写的名词解释，这可能是新中国编写的最早的名词解释。当时你们是参照苏联的宪法著作和宪法理论呢还是自己作出的解释？
答：还是参照苏联的东西。而且都编写的很简单，不像我们现在编写的词典。特别是中央领导他们也不能看很繁琐的东西。当时这些是内部资料，学校里面也没有。后来我也把它带回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全家被弄到江西，这种资料全部处理掉了。
问：您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参与了这次会议的工作，都做一些什么工作？
答：宪法起草结束后，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已解散。我们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人员。我在提案组，工作是比较忙的，许多提案需要整理。关于宪法草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一些问题，需要进行解答。我1954年10月份回到学校。
问：根据您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资料组的经历来看，您对1954年宪法有什么看法？总的来说有什么评价？
答：我们虽然学的苏联宪法理论，参考的是苏联宪法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但是我们的五四宪法是中国化的宪法。在这部宪法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的宪政经验，特别是1949年以来我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0年，一位日本朋友曾经问过我这一问题，我跟他说，我们的宪法跟苏联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宪法是中国宪法，而不是另一部苏联宪法，或者说是苏联宪法的翻版。
问：您觉得我们宪法在哪几个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
答：从体系结构来说，斯大林宪法是按照社会制度、政治基础、国家结构这样的体系安排的，而我们的宪法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按照序言、总纲、国家机构、权利义务等组成的。在内容方面更有不少独创。比如说，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是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也是中国自己的特色。
问：从您的论文的目录来看，正式发表的论文里面，1954年的《工人半月刊》刊登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证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一文是不是您作为学者公开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答：这个不算是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当时有个杂志叫《学习》，我在上面发表了一篇介绍学习宪法书籍的文章，题目我已经记不得了，这可以说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问：当时介绍的是哪几本书？
答：我一共介绍了三本学习宪法的书，都是外国人写的。我记得当时有一本《斯大林宪法草案报告》，其他的就不记得了。
问：当时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
答：这个时候正在进行宪法起草过程中，主要是配合全民对宪法草案的讨论。
问：我们谈的都是1954年宪法的积极方面，您觉得它的局限性和缺陷在哪里？因为1954年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宪政的基本框架，那么它本身有没有什么缺陷，如果有，是在什么方面？比如说有什么历史的局限性？
答：我觉得1954年宪法在中国是开天辟地的第一部，它是真正的人民自己的宪法，尤其是当时毛主席亲自参与并花了很大精力写的，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应该说头脑是非常清醒的，这一点可以从毛主席关于1954年宪法草案的讲话中看出来。这部宪法而且经过500人、8000人乃至全民的讨论。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写出来的东西。当时我也没有考虑到它有什么不足的东西。但是现在看来，1954年宪法的不足就在于没有确立一个宪法监督机制。它只是把宪法监督作为全国人大的一个职权，全国人大一年开一次，又没有什么专门的监督机构，没有什么监督的程序，光是在全国人大的职权里规定了监督宪法实施这么一项。我想这应该说是一个不足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