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体验是创作源泉也是局限
实习记者陈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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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21日，广东东莞的“打工妹”郑小琼凭借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有评论者称，她的获奖，“是打工文学受到主流认可的最高荣誉”。打工文学历经二十余载的跋涉，最终以她走向领奖台的微弱身姿，第一次敲开了精英文学的大门。
独角戏与文学梦
当郑小琼面对鲜花和掌声时，数以万计和她一样的“打工文学”作者们，正在飞速运转的流水线上紧张劳作。
1984年，林坚的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发表在《特区文学》，这被认为是打工文学问世的标志。此后，打工一族形成了日益庞大的创作群，出现了安子、王十月、谢湘南、郑小琼，邬霞等具有影响力的三代打工作家。上世纪90年代，《佛山文艺》、《打工族》等期刊专门刊发打工文学。《打工族》前身《外来工》创刊号印发十万册，在五日之内销售一空。而《佛山文艺》早期发行量曾逾50万份，创下了全国期刊发行量之最。“打工文学”就这样不断地创造着“奇迹”。
但是，打工文学在主流文学界一直影响寥寥。虽然也有打工者的作品在《人民文学》、《诗刊》、《作品》等主流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但这些作品很快就被淹没，更不用说问鼎纯文学大奖了。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打工文学的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评论家杨宏海说:“从第一批打工文学产生到现在，虽已经历20几个年头，但遗憾的是无论在深圳还是在全国，打工文学自始至终演绎的是独角戏。它虽然曾引起政府的重视，媒体也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但打工文学还是无法进入文学的主流，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现在情况开始好转，打工文学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6月，郑小琼又问鼎东莞市第一届纯文学奖荷花奖。据悉，获得首届荷花奖的作家大多是打工作者。评委之一、《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认为，这次荷花奖评出来的，像郑小琼、塞壬、穆肃等，放到全国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青年作家。
底层的疼痛与力量
记录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这几乎是所有打工文学的基调。
“我的诗歌灰，因为我的世界是灰的。”郑小琼说，打工的疼痛感让她写诗。“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
商震，在《人民文学》做了近20年的诗歌编辑，他对诗歌的最根本的考察，就是看作品是否具有痛感。在他看来，郑小琼等打工诗人的诗具有生命力度。今年5月11日，中国作协、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协在北京举办的“建设和谐文化与广东文学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几乎都提到，广东打工文学反映并记录了底层民众的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
东莞市作协主席詹谷丰说，他们想调郑小琼到作协任职，但她不愿意，她说自己一旦离开工厂就会跟底层生活慢慢产生一种隔膜。打工文学家们很清醒，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
李敬泽认为，打工作者的身上纠葛着诸多的矛盾、焦虑和困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经验中的一个痛点和敏感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打工文学本身具有巨大的书写潜力。这些年来，作家们、批评家们都在谈底层书写，一些作家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所以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虚拟性书写。底层书写从来就有一个谁来写的问题。而今打工者中出现一批有强劲写作力量的作家，这样一个现象的意义超过了目前他们作品的意义。
“愤青”与瓶颈
另一方面，打工文学的创作者们更希望其作品的文本意义能被关注。王十月感慨地说:“郑小琼获奖了，人们关注的是这样一个身份的人获奖了，而没有人研究其作品的文本意义。”林坚、谢湘南等也认为，打工文学是作为一种现象被关注的，而不是文本。这种呼吁表明，打工文学的文学地位并未因郑小琼的获奖而获得实质性改变。
评论家有自己的看法。李敬泽认为，打工创作群体在写作水准上能达到高水准的应该说还不多。杨宏海表示，打工文学的创作群体虽然非常庞大，但是真正有成就的并不多。《作品》副主编艾云也一针见血，认为打工文学的获奖作品还是不错的，但普遍地不是特别理想。因此，评论界感兴趣的往往在于其文化意义。打工文学的价值与其说在于“文学文本”，不如说在于“文化文本”。
艾云表示，打工文学面临把痛苦俗滥化的危险。她认为，在人类心灵中有共通的东西，智慧和痛苦都是共通的，只不过不同人的痛点有差异。伊索很痛苦，但他创造出了非常美好的世界。人还是有一种忘弃悲境、志高清远的精神需求的。“人的处境有深和浅之分。浅处境就是愤懑，对自己身边的不平之事的宣泄。深处境是站到更深的一层去思考。”在这种意义上，艾云认为郑小琼等人的作品不是“愤青”式的，她的痛感经过诗性和历史感的洗礼之后，显露大气风度。这应是打工文学追求的方向。
分水岭已经出现
底层体验是打工文学成功的源泉，也是局限。一旦缺乏超拔的能力，这种体验就在自我封闭中堕落、俗化。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超越自我之后，如何将底层体验融入一个更新的心灵世界中来行走，则是打工文学走向纯文学的必经之旅。
在杨宏海看来，新世纪以来的打工文学，出现了分水岭，面临两个走向，一是如郑小琼等一批打工青年在文学园地默默坚守底层写作，使打工文学走向深化。然而，更多的是走向庸俗化，地摊文学、下半身文学等创作，以迎合市场化需求。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打工文学出现的小资潮，就是创作市场化的开端。
这种泛化创作使得多数打工文学创作日益粗糙，与主流文学渐行渐远。但杨宏海表示，在这种境遇中，打工文学更加需要扶持与引领。然而，现在提供给打工文学的平台却越来越少，像《大鹏湾》这样被称为“打工文学的黄埔军校”的文学杂志已经没有了。他呼吁，主流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应以更多的民间情怀关注这样的文学创作，并不只是关注打工者还要关注其作品，哪怕是不成熟的作品。文本对他们来说是心灵的呼喊，要给予一定的引导。
据悉，广东省作协将在“鲁迅文学院”办一个“广东作家班”，对包括打工文学作家在内的广东青年作家进行培训。深圳市也准备出版一套包括打工文学在内的青年作者的丛书，并组织特别优秀的打工文学作家和体制外作家出国考察。而从2005年起每年11月"深圳读书月"已举办"打工文学论坛"，邀请知名作家、评论家探讨打工文学的发展；东莞则每年拨款500万元扶持东莞文艺创作，尤其是打工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