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由[法信网]Law863.Com收集整理 |
秦朝在现场勘验上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其中《封诊式》就有关于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其中《穴盗》篇中详细记录了一起挖洞行窃的现场情况，具体地记录了“挖洞的工具像是宽刃的凿，凿的痕迹宽8/3寸。”在“房中和洞里外的土上有膝部和手的印痕，膝、手的印痕各有6处。外面土上有秦？履的印痕4处，长1尺2寸。履印前部花纹密，长4寸；中部花纹稀，长5寸；跟部花纹密，长3寸。履印象是旧履。” 〔4〕 由此推断，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对指纹、工具痕迹、足迹以及其他痕迹（如膝部痕迹）已经被充分利用，至少在分析案情，寻找犯罪嫌疑人时已经把他作为重要证据之一。
秦朝时期，法医文书也已初具模型。《云梦秦简》中有记载：“爰书：某里公士甲等廿人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宁毒言，甲等难饮食焉，来告之’。即疏书甲等名事关蝶背”。〔3 p.276〕由上可见，秦朝时期在审理案件时，已经相当注重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物证技术自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三， 发展阶段：汉——唐
1、 汉朝
汉朝司法制度中对物证技术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的是“春秋决狱”，以儒家的伦理规则中的“好”、“坏”来确定罪的有无、刑罚的轻重，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势必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同时过多地注重口供及主观的好坏，对物证技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然，其间也并非毫无发展，东汉时期，我国第一部传记体断代史《汉书•薛宣传》有记“疻”“痏”（欧伤为疻，欧人成创为痏）等名词，“遇人不以义而见疻者，与痏人之罪均”。东汉著作家应邵在《汉书集解》注：“以手杖欧击人，剥其皮肤，肿起清黑而无创瘢者，律谓‘疻痏’。”从这一检验律中，可见当时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已经成为物证技术的主要形式。〔1〕
2、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活动频繁，律学思想活跃，使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物证技术的发展。该时期，皇帝频繁、直接地干预和参与司法审判，还形成了死刑复核制度，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等等，一系列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使得诉讼活动更加规范化，促进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到三国时期，封建的司法制度日渐完备，司法物证检验对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郑克著的《折狱龟鉴》记中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
浙江省的句章县有一人家发生了火灾，丈夫被烧死。句章县的县令张举看了死者的尸体，特别是仔细检查了死者的口腔，见里面干干净净，便断定是妻子谋杀丈夫。那妇人不服，旁人也觉得她是无辜的。县令张举把众人请来，当场做了一个“烧猪验尸”的表演。令人把一头猪杀死，把另一头活猪用绳子捆好四脚。然后把两头猪扔进柴堆，点燃木柴。等大火熄灭后，张举请众人察看两头猪，只见那被杀死的猪口中干干净净，而那被烧死的猪张着嘴巴口中有许多灰炭。县令张举对那妇女说：“凡是在大火中被烧死的人，势必在火中挣扎，口中要吸进许多灰炭。而你的丈夫口中那么干净，说明他是先被杀死，然后房屋才着火的。由此可以清楚断定，你的丈夫是被谋杀而死。”那妇人听了不得不招出了谋杀丈夫的罪行……。〔6〕
此外，还有李惠（雍州刺史）用拷打羊皮寻找少量盐粒的方法，断清负盐者与负柴者有关羊皮的争讼。而且也出现了对字迹进行检验鉴定及对弹丸的检验。如《三国志•魏书•国渊传》记载：魏的国渊出任魏郡太守期间，有人投匿名信诽谤朝政，太祖曹操十分恼火，一定要查出是谁干的。匿名信中有好几处引用后汉张衡的作品《二京赋》之内容。国渊请求把匿名信的原件留下，不对外宣露其内容，向郡属功曹（官吏）发现指示，说：“魏郡是个大郡，而且又是京城，但学识渊博的人却很少。我命令学派聪明颖悟的年轻人，派他们求师就学。”功曹选出三个年轻人，在选立前，国渊对他们说：“要学习未知的东西，《二京赋》是一部具有广博知识的书，世人却把它忽略了，能教此书的老师很少，可寻找能读此书的人向他求教。”十天后找到了一位能读此书的人，便向他学习。因而请他代写了书信，经与诽谤信中的笔迹进行比对，如出自一人之手。于是将其逮捕 审问，立即招认。〔1〕据《三国志•吴志》记载：孙权的长子孙登，有一次外出，突然有铁丸从他身旁飞过于是命左右随从搜查。见附近有个人手持弹弓，身带铁丸，便认定是他射的。此人不承认，随从们要动手打人他，孙登不许，叫人把方才射来的铁丸找来，将它和这个人身上带的铁丸对比一番，结果不一样，就把他放了。〔7〕虽然这种比对的方法很原始，但它是有文字记载应用比对弹丸判明真伪，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例，也可以说是枪弹检验的发端。
3、 隋唐时期
我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法典《唐律疏议》中的《断狱律》包括了对于监狱管理、拷讯囚犯、审判原则、法官责任以及刑罚执行等方面的规定,确定了审判回避制度，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物证技术的发展。
《唐律疏议》吸收了秦汉以来物证技术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成就，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了物证技术。其突出表现，为在法律中对人命（凶杀）案件和伤害案件的检验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唐律》规定，在人命和伤害案件中，检验的对象主要有三类，即尸体、伤者以及诈病者，即相当于现今的尸体检验和活体检验。同时，对伤害案件中“伤”的标准作了明确的界定：即“见血为伤”；以及各种伤害的分类：手足伤、他物伤与刃伤，并根据伤害程度的不同，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如对损伤他人的眼睛的行为，凡“眇一目”的，处以“徒一年”；而“瞎一眼”的，则要处以“徒三年”。“眇”是“亏损其明而狱见物”；“瞎”，则是“目丧明全不见物”。两者损伤程度不同，所以量刑轻重也完全不同。而所有的伤势，都必须通过司法鉴定。也正因为如此，《唐律》对于检验人员的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凡是检验不实的，要视其情节予以处罚，严重者以故入人罪论处。这些规定，基本上都被后来朝代的法律所继承。〔8〕
除了人命及伤害案件外，对于其他案件中的书证、物证的鉴定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唐朝人张的《朝野佥载》中有记载：唐武则天垂拱年间，湖州佐史江琛为陷害刺史裴光，将裴光所写的文章中的字割下来，拼凑成文，伪造了一封写给徐敬业的谋反信，并向朝廷告发。武则天派御史前去审问，裴光说：“字是我写的，但话却不是我说的。”前后换了三个御使，都不能定案。武则天又派一个名叫张金楚的官员负责调查此案。张金楚仔细查看信件，结果发现信上的字都是粘贴而成的，平铺在桌上是看不出来的。于是他便将衙门的官员召集起来，当着众人的面，将信件放在一盆水里，结果一个个字都散开了。案情也因此大白。〔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