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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客体制约性。在每一种具体犯罪中，犯罪对象的确定是受立法者所确定的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制约的。在某一犯罪中，犯罪行为所作用的事物往往很多，但并不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所有事物都能成为犯罪对象。只有体现立法者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事物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例如，用破门撬锁的方法入室盗窃，那么门、锁、室内的财物、存放财物的抽屉都受到了犯罪行为的作用。用破门撬锁的方法入室，门、锁也被盗窃行为作用了，它体现的社会关系——住宅权也被犯罪行为侵害了（擅自撬开他人门锁，侵犯了他人住宅权），但门、锁并不是该罪的犯罪对象，因为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是财产所有权，在该罪中只有财物才能体现财产所有权，所以财物才是该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5、表征性。犯罪对象同一，体现的社会关系却未必相同，犯罪对象相同的犯罪，犯罪类型却未必一致。例如，故意伤害罪侵犯的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故意杀人罪侵犯的是他人的生命权，无论是身体健康权还是生命权都是通过被害人来体现的。也就是说，虽然犯罪对象都是同一的，但是体现的犯罪客体却不一样，因而犯罪类型也就不一样。这是因为同一犯罪对象可以体现出多种社会关系，对其不同的侵害则就可能构成不同种的犯罪。同样，不同的犯罪对象也可能体现相同的社会关系，例如，甲盗窃乙现金50000元,丙盗窃乙的金银首饰价值为50000元，前者的犯罪对象是现金，后者的犯罪对象是金银首饰，但两者却体现了相同的社会关系（客体）——乙的财产所有权，都构成盗窃罪。犯罪对象的表征性特征告诉我们，在认定具体犯罪行为的时候，必须透过犯罪对象这个表象去看清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顺便指出，即使犯罪对象、犯罪客体均相同的犯罪行为，所构成的犯罪也未必是一样的。例如，甲盗窃乙的钱包、丙抢夺乙的钱包、丁故意毁坏乙的钱包（假定数额达到犯罪标准），戊通过诈骗方式骗取乙的钱包，犯罪对象、犯罪客体均同一，但却构成不同的犯罪。有时一种犯罪对象在某一危害行为的侵害下可能同时体现多种社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以立法者保护的客体作为认定犯罪对象的依据。如偷割正在使用的通讯电缆变卖的行为，改变了电缆与其通讯系统整体的关系，侵害了通讯安全；同时使电缆的位置改变，使其所有者（通常是国家）失去了对电缆的所有权。但立法者在这种情况下侧重保护通讯安全而非财产所有权，因而该罪的犯罪对象是能够体现通讯安全的整个通讯设备。
二、犯罪对象的范围与分类
（二）犯罪对象的范围
犯罪对象的范围具体包括哪些，这个问题搞清是对犯罪对象理解的进一步深化。按照传统刑法理论的观点，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者具体物。 即犯罪对象包括人和物两类。笔者认为，犯罪对象的范围应当考虑如下方面：1、犯罪对象应界定为客观存在的事物。2、犯罪对象的范围应以人的认识范围为限，而不宜过于抽象，通过人的感性认识就能够把握的。3、犯罪对象应是能够体现犯罪客体的。4、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是通过犯罪对象表现、承担的。5、确定犯罪对象具体内容的思路，还是应该以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是如何表现出来的，是由什么承担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传统观点之所以会得出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共同要件而有的犯罪却没有犯罪对象的结论，是与其将犯罪对象的形式限制在物和人范围之内这一点分不开的。 反过来说，也正因为传统理论没有完全把握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要件之间的紧密联系，没有认识到有犯罪客体要件就必然有表现它的现象形式——犯罪对象，所以把犯罪对象限制在人和物的范围之内。
笔者认为，犯罪对象的外延（种类）应包括如下方面：
1、人
作为犯罪对象的人，包括自然人和人的集合体——单位。
（1）自然人。作为犯罪对象的自然人，集多种人身权和其他权利于一身。对人的人身权与其他一些权利的侵犯最终还是体现在对犯罪对象——自然人的侵犯。作为犯罪对象的人有两个层次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存在，即类型性的存在。其次，作为具体犯罪的犯罪对象，则是指具体的个人，如张三、李四等。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承担着多种社会关系，人是身体（包括生命、健康等）、意识、品质、性格或名誉等要素的有机统一。对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破坏都是对人的侵害，都有可能构成犯罪。有学者认为，如果对单个人进行分析的话，可将人分解为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这也可以成为具体的犯罪对象。该观点进一步指出，只有在理性思维中把人的各种属性和特征与人区别开来，分别认识，才能更深入、更具体地理解人¬——人的各种属性的统一体，也才能够理解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并真正理解把人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意义。 笔者认为，该观点将人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有助于更深入、正确地把握、理解人及其承担的社会关系。但如果将人的各个部分作为犯罪对象，实属没有必要，是把简单问题人为地复杂化了。例如，按照上述观点，若甲故意伤害乙，则甲的犯罪行为的犯罪对象便是乙的身体健康而不是作为自然人的乙。笔者认为，乙的身体健康权最终是由作为自然人的乙来承担的，对于乙的身体健康遭受了甲的故意伤害我们只能说作为犯罪对象的乙的健康遭到了侵害。同理，若是人的其他方面遭受了侵犯，应认定为犯罪对象的某个方面遭受了侵犯，而不宜认为人的某个方面就是犯罪对象。从认识的过程来看，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首先认识的应该是作为犯罪对象的人，从而再进一步去认定犯罪行为侵犯了人的哪一个方面的权利。另外，人作为诸多社会关系的承担者，如果我们将人所承担的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作为犯罪对象的话，那么又如何解释犯罪对象是犯罪客体的表现形态呢？这种抽象的“犯罪对象”最终还是有承担者的。我们总不能说人的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犯罪客体）——生命权是通过人的某一方面（犯罪对象）——生命来体现的。这种观点岂不是人为地将犯罪对象复杂化。当然，对于犯罪对象具体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则属于犯罪客体的范畴了。
（2）人的集合体。人的集合体包括各种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从更高层次上讲，国家作为全体人民的集合体，在很多情况下也可以成为犯罪对象。如《刑法》第221条规定的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第102条规定的背叛国家罪等，其犯罪对象都是作为人的集合体。人的集合体作为社会关系主体时，虽然其行为、状态、名誉等必须由单个人的行为等构成或者表现，但其与单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主体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这就是以人的集合体参加的社会关系，其社会关系的正常状态虽然也由作为其构成要素的人的行为等表现，但这种表现不是以人作为独立主体时的行为等为根据，而是以人作为集合体的构成要素的身份为前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已经失去了独立性，他的行为不是依自己自由意志的行为，而是依自己在组织体中的地位而要求的应有的行为方式去行动。当然，当人的结合而组成一个集合体时，犯罪行为对其侵犯通常也不是直接针对全部的集合体成员，而只是针对其中的一个或一些成员实施侵害行为，从而达到对整个集合体的影响、阻碍。这时，作为犯罪对象的就应该是人的集合体而不是单个的人。单个人也只是作为集合体的一部分，承担着集合体一部分的职能。这时，我们需要正确把握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例如：甲将乙的房子的一堵墙推坏了（假定构成犯罪），这时的犯罪对象是这堵墙还是房屋呢？当然应该是房屋了。因为更确切地说，甲侵犯的是乙的房屋的所有权，而不宜说是乙的某一堵墙的所有权。换一个角度，从民事损害赔偿的角度来看，如果甲侵犯的只是乙的某一堵墙的所有权的话，则乙从甲那里获得的赔偿仅仅是一堵墙的价值，显然，这是不合理的，这种割裂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观点实不可取。
2、物
物的外延是将物界定为犯罪对象之前首先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作为犯罪对象的物比民法上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物的范围更加广泛，它不仅是指那种能够被人们实际支配和利用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质资料，而且由于刑法研究作为犯罪对象的物并不是着重物体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当然在财产关系受到侵犯时，其经济价值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是注重于研究物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因此，一些不具有经济价值的物体，往往也具有犯罪对象的意义。 有的观点将物视为犯罪对象，并认为信息也属于物的范围，从而也属于犯罪对象。
物作为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与人一样，同一种物可以承担多种社会关系，在不同的情形下承担不同的社会关系，例如，电缆在作为通信电缆被组合在通讯系统中时，若使其与所处的通讯设备系统脱离，如将其割断，就是其和共同设备所承担的通讯安全关系遭到破坏，当然其所承担所有权关系也遭到了破坏，此时立法者更注重的是对通讯安全的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惩盗窃通讯设备犯罪的规定》：盗窃通讯设备，价值数额不大或较大，同时危害公共安全，以破坏通讯设备罪定罪处罚；盗窃通讯设备价值数额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这说明，在前种情况下立法者注重的是对通讯安全的保护，后种情况下立法者注重的是财产（电缆）价值的保护。从这点来看，同一物在同一犯罪行为的作用下可以承担不同的社会关系，究竟如何确定具体罪名，这与立法者在不同情况下需要保护的客体有关，从这一点上看也体现了立法者的主体选择性。
传统观点认为，在一般的盗窃罪中，若行为人甲盗得乙的一台电视机，而甲放回家中观看，并未再对其实施毁损行为，那么犯罪对象则未受任何改变，而犯罪客体却遭到破坏。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体的客观表现，在犯罪客体——乙的财产所有权遭受破坏的情况下，而犯罪对象却没有发生变化，显然这是不可思议的。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可知，时间和空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时间是物质运动过程的持续性，空间是指运动着的物质的广延性，物质是不能脱离时空而存在的，因而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物的存在条件或者说与物本身相对的环境也应包括在物的范畴之内，如物的位置、状态及自然环境等，这是因为这些条件的变化就意味着物的存在形式的变化，进一步说，也就意味着物本身的变化。 上述事例正好说明了侵害了物的存在条件，也就是侵害了物本身。那种把物和物的存在条件割裂开来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当然，对于许多学者将物的位置、状态、形状等作为犯罪对象的观点，笔者持否定态度，理由同前述不应将人的承担的某部分的关系作为犯罪对象的观点一样，即物的位置、状态、形状的最终承担者也是物。
3、行为规范
主体和客体是实践活动的两极，而实践是使主体和客体这对立双方联系起来的桥梁，实践活动本身有其独立性。行为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行为规范 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良好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体现出多种社会关系，有其特殊性，因而应将其独立地划归为一类 。但是作为犯罪对象的行为规范显然只能是合法的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作为犯罪对象的主要是一些经济犯罪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方面的犯罪，如逃避追缴税款罪、走私毒品罪等。行为规范具体包括：（1）国家的一些政治、经济、行政、司法活动。例如选举、海关管理、税收、金融、外汇、工商管理、犯人的监管改造等。（2）国家为维护自身、社会以及公民的安全等秩序所进行的一些活动，如国防、军备、治安等。（3）自然人、法人（单位）的教学、科研、生活、生产、交换活动。
4、信息
一般认为，“信息是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运动的形式，以及自组织系统对这个形式的能动的反映”。 学者们对信息能否单独作为一类犯罪对象存在不同的看法，主要分歧是将信息单独划归为一类，还是将其划入物的范围。信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本身是受法律保护的，作为信息的载体，当然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如光盘、磁盘等。信息必然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信息本身并不是社会关系，而只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但我们却不宜说信息的表现形式是光盘等，因为信息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其载体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作为其载体的物质的价值相对来说是十分有限的，刑法所要保护的是信息而非其载体。有论者认为，在盗窃国家秘密时，盗窃的对象就是信息。现在许多计算机犯罪的行为对象，其实也是信息。因此把信息列为行为对象，更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要求。 也有论者将信息视为物的一种，从而也将其认定为犯罪对象。 笔者认为，信息除了前述的一些特殊性之外，从法学理论上讲，物的范围也是不包括信息的。因此将信息作为一种单独的犯罪对象是有利于法律学科中的有关概念的统一规定，也有利于对信息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
（二）犯罪对象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方式及犯罪对象自身的不同特征可以将犯罪对象分为不同的种类，笔者将犯罪对象作如下分类：
1、单一犯罪对象与复数犯罪对象
以刑法上某一犯罪行为所作用对象的个数为标准，可以划分为单一犯罪对象和复数犯罪对象。有的犯罪只有一类犯罪对象，这种犯罪对象就是单一犯罪对象，如盗窃罪、抢夺罪等，这类犯罪的犯罪对象只有财产一类，这种犯罪在刑法分则中占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复数犯罪对象是指根据刑法分则的规定，在某一犯罪中存在两类或两类以上的犯罪对象。如抢劫罪，其犯罪对象就是双重的，包括体现人身权利的犯罪对象——被害人和体现财产权利的犯罪对象——具体的财物。
2、法律直接规定的犯罪对象与根据法律推定的犯罪对象
这是根据刑法对犯罪对象规定的方式不同所规定的。有些犯罪的犯罪对象我们可以直接从刑法的规定得知，如故意杀人罪中的“人”、盗窃罪中的“他人的财物”。但有些罪的犯罪对象，刑法并没有直接规定，而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推定，如伪造货币罪、偷越国（边）境罪等罪的犯罪对象。
3、直接的犯罪对象与间接的犯罪对象
这是根据犯罪对象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方式所进行的分类。有的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的对象，此犯罪对象即为直接的犯罪对象。如故意杀人罪中，行为人的行为直接指向的对象就是“被害人”，其侵害的客体也是人的生命权，这里“人”就是直接的犯罪对象。而在有些犯罪中，犯罪行为直接指向的并不是犯罪对象，也就是说行为不直接作用于犯罪对象，而是间接作用于犯罪对象。如在伪造货币罪中的犯罪对象——真币在《刑法》中并没有直接规定，并且从具体的伪造货币案件中我们难以看出犯罪行为直接对真币进行了何种作用、影响，但伪造货币行为最终还是真假难辩，妨害了真币的流通、使用，从这个角度看，伪造货罪的犯罪对象是真币，犯罪行为正是通过伪造货币从而达到间接地对于真币的流通、使用。
4、影响定罪的犯罪对象与影响量刑的犯罪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