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

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他目前担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下面是访谈答问。

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

韩大元：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自中国有宪政历史的100多年里，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行使制宪权，并且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我们现行的1982年宪法，就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的。

如何评价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全民大谈论？

韩大元：1954年6月16日公布了宪法草案，开始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经过近三个月的讨论，全国人民共提出了1180420条修改和补充的意见，这些意见最后汇集到宪法起草委员会。

我们首先要肯定宪法制定过程中的全民讨论的价值。因为宪法不是制定了以后让人民群众被动遵守的，而是从制定宪法开始需要让人民群众参与。这个参与的过程，就是理解宪法精神的过程。宪法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律，而是具体的生活规范，和老百姓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在回头看，制宪过程中提出的有些意见直到今天仍有价值。比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有人主张这一章应调到国家机构一章前面。因为人民的国家，首先有人民的权利，才产生代表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而且，谁都会对自己的权利义务特别关心。但当时的起草小组的有些同志认为，章节次序不是原则问题，把公民权利放在后面，不会贬低人民的地位。后来，这个意见被在1982年宪法采纳了。

确实，在当时，也有些中国老百姓不能全面地理解宪法是什么，为什么叫宪法。宪法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在学习、宣传、讨论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有了初步认识。用发展的眼光看也有一些缺陷。比如，当时对宪法的认识基本上停留在表面，缺乏对宪法价值和功能的深入理解。当时的宪法宣传主要围绕制宪意义、新中国的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等，对宪政的含义、内容、价值等基本问题却很少涉及。

因此1954年宪法的全民大讨论虽然很成功，但起到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没有培养起公民价值层面的宪法意识，更没有形成全社会普遍的宪法意志。立宪没有转化为公众内在的迫切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宪法实施效果的不理想。

？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宪法草案的一些条文？

韩大元：对，毛泽东在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制宪史的角度看，1954年宪法的研究必须与毛泽东宪政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要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原宪法草案中曾指出“这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毛泽东认为不妥。他指出，中国过去有九个宪法，要尊重历史，不能背叛历史，并强调说此句“不改不行”。毛泽东在设计、制定1954年宪法时起了领导和协调作用，当时有些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但毛泽东予以拒绝了，认为这样写不科学、不合理。

在1954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中，除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外，还必须提到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田家英还担任副秘书长。从现在看到的档案中，我们发现，在宪法草案中几乎每一个条文的讨论中，都有田家英的发言。他向讨论者说明原条文的制定原意，对争议比较大的条文也谈了自己的观点。据资料记载，去杭州起草草案的时候，他带了两箱子书，都是宪法方面的。他认为，搞中国宪法，必须参照其他国家宪法，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当然要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

请谈谈1954年宪法的运行过程。

韩大元：1954年宪法自通过，到1975年宪法出台，它运行了约20年的时间，是迄今为止宪法史上运行时间最长的一部宪法。

可分三个时期来考察，1954年到1957年为第一时期，执行得很顺利，宪法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回头看，这也是中国宪法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之一。

从1957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为第二个时期，政治现实逐渐冲击宪法规范，宪法实施日渐受到削弱。1966年文革爆发后到1975年为第三个时期，宪法成了一张废纸。每届任期四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人大任期居然从1964年12月延长到1975年1月，长达10年。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但在1957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里，“如来佛”的地位日渐受削弱。1954年宪法，先是降低了威信，最后遭到不宣而废的厄运。

一部宪法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它的制定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实施过程中。只有全面地、正确的实施宪法，才能把纸上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宪法。只停留在条文上，不重视宪法的实际运用，那么这种宪法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成为脱离现实的宪法。

文革中，刘少奇拿着“宪法”问红卫兵的事，是真实的吗？

韩大元：是事实。1967年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红卫兵批斗，这位国家主席从抽屉拿出1954年宪法说，我是根据宪法选举产生的，如果你们要罢免我，要按照宪法的程序。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读:一部宪法,连国家主席的权利保障不了，还怎么谈得上保护公民的权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宪法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权利的时候，它也可能最终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尊严。

您认为，1954年宪法实施中的问题和中国的宪政文化传统有关？

韩大元：一百多年来，中国引进西方宪政理论，知识分子引进西方宪政思想，目的都是为了使国家尽快富强进步，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充分时间来思考宪政成熟的内涵，对宪法精神层面的东西了解比较少，只是希望有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军队，希望经济发展。

这种宪政文化传统，无意识地把宪法当作国富民强的手段。这种先天不足的宪政文化，影响了清朝末年的立宪和以后的宪政发展进程。

“把宪法当作一个工具，一个手段，而不是思想与价值目标”，这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既然是工具，那么需要你的时候就可用你，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你。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宪政理念得到加强，制定了以保障人权为核心限制国家权力的宪法。但是，是把宪法当作工具，还是把宪法当做追求目的，两种观念总会产生冲突。

新中国宪法发展发展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执政党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尊重宪法，那么宪政的实施便有保障，宪法就会效果；什么时候执政脱离正确的政治路线，不尊重宪法权威，其结果必然导致理想现实的冲突。中国宪政文化的传统，直到今天需要我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