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构成我国债权转让限制性规定，借鉴各国民法典的立法体例，应作以下几方面完善：
1、应明确债权转让的生效条件
（1）必须是合法有效的债权且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由于无效的债权转让致使受让人受损，转让人应负责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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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债权的转让不得改变债权的主要内容。债权作为法锁的观念虽已消失，但债权转让只是主体上的变更，如果存在债的主要内容变更，则发生新的合同关系，而不属于转让性质。
（3）债权的转让人与受让人必须达成债权转让的协议。债权转让是一种处分行为，必须符合民事行为的生效条件，包括转让人主体必须符合资格，双方的意思表示必须真实。
（4）转让的债权必须具有可转让性。由于可以自由转让的债权多而难以概括完整，所以从不能自由转让的债权方面论述更有助于明确范围和界限。
（5）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债权转让必须遵守一定程序和手续。
2、债权让与的形式要件
债权转让在我国应采取何种形式，《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未明确规定，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立场。一种观点认为，债权让与为不要式合同，既可采取口头形式也可采用书面形式。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对债权让与形式应有特别要求，规定债权让与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若原债权有证明文书，必须要将让与事实记载于其中，否则债权让与不发生效力。其理由是因为合同仅为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缺乏公示性，难为债权人及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知晓，不利于保护债务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笔者认为，从先行法规定来看，既然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了在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和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可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及其他形式，而对债权转让合同未在合同法及其他任何相关法律规定中作出特别形式的要求，那么它就可以依一般原则采取法律允许的任何形式，而不一定非采取书面形式不可。但保理中应收款转让债权让与因其跨越国内、国际两个法域，涉及的多方当事人，潜伏多种权利冲突，因此应该要求应收帐款的转让必须由供应商和保理商订立书面协议。
3、应明确规定债权转让的效力
包括债权让与的对内效力、对债务人的效力、对其他第三人的效力、转让本身的效力四方面。关于转让的效力，因为涉及民法、公司法、破产法及优先权制度等多类法律问题。因此，必须做好制度间的协调。
三、应明确规定应收帐款债权转让有关的几个问题
1、对将来发生的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是否有效
法谚云“让与一个尚不存在的债务在法律上是不可能的（nemo plus iuris transferre potest quam ipse haberet）”。但是，如果将此理论运用于保理实务操作，无疑将对保理业务的操作产生阻碍和限制。 事实上，当前许多国家保理法律与实践以及国际公约对未来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是认可的。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稿）第1条第1款指出：“合同订立时出卖人无权处分合同标的物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出卖人不能取得所卖标的物的所有权或处分权并交付于买受人，出卖人应承担违约责任。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并得请求损害赔偿。”第5条指出：“以将来可能取得所有权的财产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并不因此而无效。出卖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届至时仍未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该见解显然是认为将来物买卖的效力不受处分权影响。 但上述规定是否能类推适用于将来债权的转让仍需明确。
鉴于保理业务这种有着独特商业惯例规则的业务，笔者认为在今后我国的保理立法中，对其未来应收款转让的有效性无疑应以宽容对待。但也不宜采取只眷顾保理商一方的极端主义立场，即类似《国际保理通用规则》将未来全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的“一刀切”的规定， 而主张采取“折衷”说，即原则上同意未来应收账款债权是可予转让的，但为适当保障债权让与人利益，防止权利受让人滥用权利，应作出一定限制条件。
2、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当事人无疑可在合同中明文禁止债权让与。然而，对此种禁止让与特约的效力，各国立法持不同态度：法国民法认为此种特约无效；日本民法认为其有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日本民法典》第466条第2款），《意大利民法典》第1260条后项也规定，“双方当事人得排除债权的转让，但是如果不能证明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该排除的，则该协议不得对抗受让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也有类似规定。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10条第3款则明确禁止设立限制债权转让的条款。
我国《合同法》第79条已明确认可了禁止债权让与特约的法律效力。问题在于当事人如果违反了禁止转让协议，那么债权的转让是否有效呢？通常债权人都具有非公开性，第三人并不知道其内容。禁止转让协议也是如此，作为受让人的第三人常常并不知道原债权债务人之间订立了转让协议而仍然与债权人达成转让债权的协议。因此，关键是要确定该第三人是否为善意。如是，则理应受法律保护。
在坚持合同明文禁止时应收帐款不可转让立场的立法或判例中，已形成了对载有让与通知的发票进行支付的例行做法，那么债务人就被认为已放弃了其禁止让与的约定。此外，当事人关于不得转让有关债权的约定，可以于该有关债权成立时或者成立后作出，但必须于债权转让前作出。债权转让后而为禁止转让债权约定的，该约定无效。当事人可以约定禁止向任何人转让债权，也可以约定禁止向特定人或特定范围的人转让债权。但当事人的约定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共道德。
3、关于债权转让可否撤销问题
我国法律规定与《国际保理惯例业务规则》规定分歧较大，亦应引起业界的足够重视。《规则》规定于此情况下分两种情形作不同处理：一是第8条第2款，即如果在货物装运前获得不利的资信报告，进口保理商有权单方面撤销已发生效力的单笔或综合信用额度下的债权转让合同，但该撤销必须及时通知出口保理商和出口商，对于出口商收到撤销通知后的所有发货所产生之债权均有撤销效力。二是进口保理商在征得出口保理商同意前提下可以不利资信以外的理由撤销已受让之合同债权，此一点值得我国借鉴。
4、对债务人的保护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0条摒弃了《民法通则》关于需经债务人同意以及不得牟利的规定，而采纳了“通知主义”，明确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并且，债权人转让权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经受让人同意的除外。这与《应收款转让公约》序言及第15条关于保护债务人的规定是吻合的，但公约的规定更加详细，规定了通知“收到生效”的原则，即通知和付款指示都在债务人收到时生效，强调转让债权不得增加债务人的负担，不得给债务人造成损失，否则，转让人和受让人都应当承担责任。《合同法》82条规定了债务人接到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均可向受让人主张。债务人接到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到期债权，并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以上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法律的缺陷，但与公约的相关规定比较起来还有不足，比如公约对于通知的规定，除了一般性规定为，还对后继转让中的通知，对转让时并不存在的应收款转让的通知、债务人在通知以前和通知以后通过付款解除义务的情形、多次通知的情形、债务人要求提供补充资料的权利、转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就债务人不提出抗辩和抵销权所作的协议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另外，有关债权表见让与也缺乏规定。
5、关于法律适用
在处理涉外合同领域法律纠纷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民法通则》及《合同法》概括地规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国际条约优先、国际惯例补缺、公共秩序保留等，反映了在国际上合同领域的通行做法。但我国并没有就优先权冲突规定单独专门的冲突法规则。应收款转让作为一种特殊债权转让，毕竟有其特殊性，《应收款转让公约》对国际贸易中应收款转让实际的冲突法问题作了可独立适用的规定，反映了在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领域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做法，我国也非常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对这一领域中的冲突法问题加以规范，以提高国际贸易纠纷解决效率。对于《公约》中所提到的三种供各国选用的确定优先权的规则，以及《公约》将优先权冲突交给转让人所在地国法律调整的规定，我们可以根据我国国情适当借鉴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