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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薄弱
我国长期以来采取农业支持工业的产业倾斜政策，对农业支持重视不够、效果不明显，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农业出口竞争力。
在农业国内支持数量上，从1996年－1998年我国对特定农产品的年平均AMS为－252亿元，也就是说，政府对农民不是采用价格支持而是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国家干预价格，从农民手中掠夺走了252亿元的利益；现在我国政府每年对农业实际补贴率虽为财政支出的2％－3％，但仍大大低于8.5％的入世承诺标准，仅相当于欧盟的1/10，美国的1/4，这样的支持水平是很难适应发展优质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的。
在农业国内支持措施的适用上， WTO贸易规则规定的“绿箱”措施共有11类，而我国目前仅使用了6类，还有5类没有启用，“黄箱”措施的适用也很少，即使已经适用的“黄箱”措施，其实施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比如，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很少，主要采取间接补贴。同时对农民培训的支出力度不够，仅占一般政府服务的2.1%,导致农民的人力资本匮乏，对农业补贴采用“暗补”，即通过补入流通、服务“折射”给农业和农民的方式也是对农民开发、经营土地，推广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推进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经营，实现农业的“两高一优”的目标帮助甚微的。失去了以农业补贴政策措施给农民直接提供“激励——约束”机制的机会；此外，我国农业补贴重点不够明确，补贴几乎涉及到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诸多方面，并且未区分地区和人群，对农业结构调整补贴力度欠缺，即使是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也同样面临资金紧缺的状况。[6]
在农业国内支持政策的分类和范围方面，与WTO有关规则相比较仍有较大出入，我国是按支持对象和支持功能分类的，如“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事业费”等，而WTO规则中的分类是按农产品自由贸易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分类的，如“绿箱”、“黄箱”措施等，我国现行的农业财政支出范围一般包括直接的农业财政支出，而WTO的农业支持范围除了我国的支持重点外，还包括农产品流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内粮食援助等。[7]
三、多边贸易体制下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对策
农产品贸易的国际化发展对我国经济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出口创汇上，而且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推动、就业机会的创造、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在农民就业渠道的拓宽、收入的增加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竞争力的提高上都是有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的。因此，为应对复杂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发展环境、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就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农业支持法律政策，以促进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快速且可持续的发展：
（一）合理利用多边贸易规则，构建较为现实的农业政策
在关税保护上，由于农产品涉及范围广泛，总体关税水平是用简单的算术平均得到的，因此，可以通过对小额农产品和优势产品实施低关税，来保证对大宗重要农产品进行高度关税保护；此外，还可以效仿日本入关后建立的紧急关税制度、关税配额、季节关税等特殊关税，在开放中保护农业政策的灵活多样性；在关税配额管理上可以采取拍卖的方式，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将进口配额批给出价最高的进口商，进口商为了弥补高额代价获得的配额势必在进口商品过程中提高价格，从而减少对我国农产品的冲击。
在利用“黄箱”措施方面，我国应当采取以微量标准为限，对受冲击较大的农产品进行补贴；将某些非特定农产品的支持转为对特定农产品的支持，比如原来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属于对非特定农产品的补贴，那么，现在对小麦、玉米、大米和棉花这些特定农产品的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进行补贴时，农民可以根据其出售给政府的数量，凭发票直接领取补贴，然后在市场上自由采购。对特定农产品以及大豆的种子补贴比例应控制在20％左右。
当然，从长远来看，运用关税措施和“黄箱”措施并非是明智之举。首先，从《农业协定》的规定来看，尽管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取消贸易保护（如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等）、出口补贴（出口财政补贴和出口信贷贴息）和生产补贴（“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下的各种补贴）等农业保护措施，但其实施的空间将越来越小，“黄箱”政策即农业保护的主体部分，作为主要减让对象为WTO所禁止或限制；“蓝箱”政策是一种过渡性的农业保护政策安排，从长远看，也属于“清箱”的政策工具；而农业支持是“对贸易不发生或最低程度发生扭曲”的“绿箱”政策，不在减让之列，可以加限制的使用。因此，根据协议，大幅减少直接补贴，增加农业支持力度才是适时、创世之举。
此外，对于针对我国的歧视性的不公平的限制农产品贸易的做法，经磋商不成，可以考虑诉诸于WTO的争端解决机构，求得公正解决。
（二）立足国情，构建强有力的农业支持政策
从我国国情出发，尽早减少和改革低效率的以价格支持政策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保护政策，将资金用在对农民收入、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信息服务和市场营销服务上去，将农业支持政策作为农产品贸易的长期政策安排，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1．加强对农业支持的针对性、集中性，提高支持力度。（1）向低收入农业生产者发放“绿箱”收入补贴支持。在粮棉油等受冲击严重的主产区，对年平均现金收入600元以下的纯农户和一兼户，根据受冲击后产品的积压程度，直接给予不同等级的收入补贴。政府根据当地农民的收入分布状况，分配享受补贴的人员指标。[8]（2）增加农业科研补贴投入、加强农民职业培训。根据产品特性、技术类型、公益性程度及产权保护程度对农业科研项目采取不同的投资方式，重点用于国家及省级农业科研院所基础性、公益性、风险大的高新技术、前瞻性研究领域，搭建种质资源和技术平台，为地方农业科研院所及企业提供育种材料，引导企业在中下游跟进；加强动植物品种资源保护和转基因工程研究，以保证农业有充足的技术储备，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增加深加工农产品的出口数量，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摆脱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困境；提高对农民培训费用的补贴，尤其是对冲击严重的主产区农民的培训；通过对非政府机构创办的培训机构的资助，加大其对培训农民的投入。（3）对优质出口基地建设的支持。国家投资除用于粮棉油糖生产基地建设之外，还应安排一部分资金建设一批符合国际卫生检疫标准的优质农产品出口基地，提高茶叶、蔬菜、花卉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的竞争力，以弥补我国取消出口补贴带来的贸易损失。（4）增加对市场营销服务专项资金的投入。将在其它项目中的市场营销中的回笼资金和新投入的资金用于开展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博览会以吸引国内外企业的订购；设立农民专业协会、农业网络公司为我国农产品的出口搜集资料和价格信息；减免农产品广告的税收，统一做当地特色农产品的公共广告等。
2．建立农业保险制度，增强农业抵御风险。农业保险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施农业支持政策的一项重要手段和方式。我国由于农业政策性强、风险大、赔付率高，而少有保险公司愿意经营农业保险，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以政府政策性保险为主导、以农民合作保险为主体、以商业性保险为补充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具体包括：（1）设立专业性的农业保险公司为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2）中央财政每年按一定比例拨付资金建立国家农业保险基金，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等；（3）条件好的地区可由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联合经营农业保险；（4）给予商业性农业保险经营减免营业税和所得税，以利于其总准备金的积累和长期稳定经营；（5）建立农民收入保险制度，为维持农民最低收入水平提供保障，帮助农民化解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6）为了鼓励农产品的外销，可以对出口创汇产品进行保险。
3．加强农业环境建设。（1）强化对农民的环境保护和农业生态平衡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环境保护意识。（2）加强县、乡两级环保机构的建设，配备高素质的环保专业人才。（3）制定和完善农业环境管理技术标准及检测信息系统，为农业环境管理提供科学有效的依据。（4）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政策与制度，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政策研究，建立农业环境管理制度。（5）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通过借鉴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环境管理制度，引进先进的环境保护技术，利用外资发展环保农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相互认证，和国家签订互认协议，使农产品取得进入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6）扶持生态脆弱地区以使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坡改梯力度。在中国坡耕地综合治理力度，是减少水土流失、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9]
此外，由于我国农产品的技术和标准较低，这使得入世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的“门槛”低了，而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仍居高不下，这将严重影响到国内农产品市场份额和出口的竞争力。可以说，农产品标准和安全、卫生、转基因产品等问题是困扰我国农产品贸易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我国应适时地制定和有选择地实施一批与国际和一些发达成员方接轨的质量、检疫标准和法律法规。特别还应对涉及到人类健康和安全问题的转基因农产品的进口制订严格的检疫标准。在国内改革检疫管理体制，改变以往只注重最终产品的检验检疫的管理模式，加强对产品来源地实施有效监控，以减轻我国农产品在国内市场所面临的竞争压力。
（三）善用谈判策略，更好地在农产品贸易谈判中维护利益
《农业协定》的达成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了国家对农业的特殊支持。各国农业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部门，WTO在农业政策方面也因此有一些特殊的规定。WTO《农业协定》并非各成员国在农业领域的最终谈判成果，根据《农业协定》第20条（继续改革进程）规定，成员应在1999年底前启动新一轮农产品贸易谈判，谈判的目标是“通过实质性逐步削减支持和保护以完成根本性改革”。因而，继乌拉圭回合之后，多哈发展议程又先后经历了数次谈判。目前，我国已经享有了参与世界贸易规则制定和修改的合法权利，作为一个农业大国、WTO的重要成员方，我们要充分考虑到农业发展的现状，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善用谈判策略，联合一些发展程度相近的发展中成员方，发挥集体力量，争取有利的谈判地位。如在坎昆会议上形成的我国与包括巴西、印度等在内的“G20”，就有效地在谈判中争取到了有利地位，从而更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农业利益。
此外，多边贸易谈判中，还应重视我国“市场经济国家”待遇问题，争取使该问题在多边框架下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以改变农产品贸易中因此问题而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参考文献：
[1]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积极应对农业挑战，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EB/OL].www.china.com.cn2003-9-29.
[2]时磊.农产品出大出大进现行新格局[N].国际商报，2004-3-10.
[3]王文涛.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分析[J].商业研究，2003,(24):177.
[4]赵银德、张华、徐惠珍.“入世”后我国农业发展问题探讨[J].江苏大学学报，2002,(2):118.
[5]徐汉明.发达国家农业补贴制度对我国的启示[J].经贸论坛,2003(9):9.
[6]马晓河、蓝海涛.加入WTO后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2002,(5):74.
[7]何忠伟、蒋和平.中外农业补贴政策的比较分析[J].农业科技管理，2003(5):18.
[8]同注[6]
[9]耿献辉、周应恒.构建WTO框架下国内农业支持体系[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3,(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