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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何种情况下，才能算作传闻法则的例外，英美证据理论认为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具有“可信性的情况保障”，即传闻证据从多种情况看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即使不经过当事人反询问，也不至于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二是具有“必要性”，即存在无法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的客观情形。因而不得不适用传闻证据。如原始证人死亡、病重、旅居海外或去向不明等。日本刑诉法还规定传闻证据可基于当事人双方同意或合意而取得证据能力。因此日本法中的传闻法则的例外较之英美法更为广泛。
日本刑诉法对被告人以外的人的陈述书或者经陈述人签名或盖章的陈述笔录（如侦查阶段询问案件知情人的笔录），规定了作为证据使用的三种不同条件：
（1）在审判官面前所作的陈述，由于陈述人死亡、精神上或身体上有故障、所在不明或现在国外，而不能在公审准备或公审期日到场陈述时，或者陈述人在公审准备或公审期日所作的陈述与以前的陈述相反或有实质性区别，而且以前的陈述较之在公审准备或公审期日的陈述具有更值得信赖的特点情况时，可以作为证据。
（3）上述两种情形以外的陈述笔录或陈述书，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才有证据能力：第一，陈述人由于已经死亡、精神上或身体上有故障、所在不明或现在国外，而不能在公审准备或公审期日到场陈述；第二，陈述人的陈述对于证明本案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不必不可少的；第三，陈述人的陈述必须是在特别可信的情况下作出的。属于这种传闻证据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被告人以外的人在审判官、检察官以外的人面前所作陈述的笔录，如接受检察事务官或司法警察职员调查时的陈述笔录、接受辩护人会见时制作的陈述笔录、由外国的法官或侦查人员制作的询问证人的笔录等；另一种是被告人以外的人自行书写的书面陈述（陈述书），如被害人的报案书、控告书、检举书等。
上述说明，日本刑诉法规定庭审和庭审准备之前取得的询问笔录因主体不同可能具有不同的效力。法官询问笔录作为证据的限制条件最少、检察官的其次，警察与辩护律师等制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使用受限制最大。
除上述情况外，日本刑诉法还规定被告人在庭前陈述对自己不利事实的供述书或供述笔录，以及公证书、商业帐簿、官方记录等具有特别可信性质的“公的证明文书”、“业务文书”和其他文书，可以作为庭审证据。
（二）相关性规则。刑事诉讼证据必须具有相关性。相关性是实质性和证明性的结合，也就是说，如果所提出的证据对案件中的某个实质性争议问题具有证明性（有助于认定该问题，那它就具有相关性）。证据法专家乔恩·Ｒ·华尔兹称：“如果所提出的证据对案件中的某个实质性争议问题具有证明性（有助于认定该问题），那它就具有相关性”。[2]
在英美诉讼实践中，对相关性的确认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例如，证人、被告人或被害人的品格原则上被视为不具有相关性。即关于一个人的品格或者他的一种性格特点（如暴力倾向）的证据，对于证明这个人在特定环境下实施了相类似的行为（如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上不具有相关性，这种品格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也就是说，“一次作贼、永远是贼”的逻辑在法律上是不被承认的。但排除品格证据的要求也有一些例外，如对于证明被告作案目的和动机却有证明作用的品格证据可能纳入诉讼。例如网球明星辛普森被控杀害其前妻及其男友案，控方将证明辛普森曾多次殴打、威胁其前妻的一系列证据作为控诉证据提出，辩护方以品格证据为由要求排除，法官认为这些证据符合允许品格证据使用的那些“例外情况”，因此裁决允许这些证据进入诉讼。[3]
（三）违法证据排除规则
所谓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那些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的规则。
现代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证据，然而对非法获得的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成为定案根据，却既有共识，又有不同的意见和相异的处置。
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根据“毒树之果”的理论，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其使用是有害的，因为它会鼓励警察的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隐私、住宅和人身等权利侵犯，破坏法制。但由于犯罪浪潮的冲击，为增强有罪证据的力量，近年来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了规避排除规则的一系列例外。如“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侦查人员不是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法的，即出于“善意”也不适用排除规则。此外，最高法院还进一步提出，警察的非法行为必须与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一起衡量。也就是要对非法搜查所获证据的取舍作利益权衡。
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区别，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当然由于价值观念的差别等原因，这些国家对违法证据取舍的倾向性也有一定区别，但总的看，排除违法物证并未在这些国家形成一个确定的证据规则，在实务中，对这些证据排除也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对违法获取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证是否排除，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价值选择，或者着眼于保护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否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或者为追求本案的客观真实并有效的实现国家的刑罚权而肯定其证据能力，前者体现了现代刑事诉讼中追求实体真实以惩罚犯罪的目的；后者体现了严守正当程序以保障基本人权两大目的尖锐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