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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观念上，要从法的“专政职能主义”中解脱出来，让位于法的公共职能作用；强调法的社会性和规律性；推从法的“权利本位主义”；承认公、私法划分，充分尊重私权利和私法原则；赋予程序法超越对应实体法范畴的独立价值，努力实现程序“公正”和程序“正义”等等。
法律的创制革新上，重新审视“需要什么制定什么”、“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和“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及特色，树立立法的全局性、系统性、科学性、预见性等观念；改变法律绝对依赖于政策的理念，在政策改革的总方向内，应根据“社会客观”、“法律客观”和“国内与国际协调”规律性立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具有足够推动力的“法律动机”；立法体制上，为保证立法工作实质意义上的程序化、民主化、专门化和科学化，应由部门立法转向国家权力机关主持下有专项资金、特有机构和专家化起草班子的专门立法；立法技术上应从主体标准转向行为标准，增强既定规则的普适性范畴，以利市场繁荣和公平竞争；立法重心应从数量型转向数量与质量的结合型。
法律的实施改进上，可根据中国国情适当借鉴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建立一套完整的行政执法制度和司法制度，严格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执法的合理性和公正司法的独立性；提升法律职业队伍素质，建立行之有效的普法机制，大众性培育社会公民的法律习惯和法律信仰，筹造主流社会文化的体现公正、自由、平等、效益的现代法治精神。
其次，在强化“德制”方面，应奉行道德制度化建设。这里的“德制”，就是道德制度化的简称。它首先表现为静态系统与动态系统的统一：从静态方面看，道德制度的结构由道德规范系统、道德实施制度、道德监督机制和道德组织机构等构成；从动态方面看，它是指道德的实现过程，即道德调整及其后果——道德秩序的统称。其次，道德制度也是道德实践与道德观念的统一。道德制度必须依赖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道德实践来构建；同时，任何道德实践总是置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毫无疑问要严格地受制于这一场景下人们历史形成的道德观念。从“规范—制度—秩序—观念”这一范式特征可看出，道德制度化路径，是把道德调整由内在心里扩延至外在行为、由舆论谴责升格为强行制裁的过程。这种通过道德制度化赋予道德“硬”的约束力，即道德社会强制力的做法，就可以迫使人们履行道德义务，或者遭受道德惩罚，在法律难以干预的地方，使用此“道德权力”来弥补。
再次，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道德制度化建设何以让道德有“硬”的约束力呢？从本体上讲，这一任务唯望道德本身是无从办到的，道德的天性就决定了无论对其如何精装巧扮、镀金抹银，也打造不出硬性威慑的约束效果。于此，道德只有别无它法地寻求另一种强制力来济助，期望以此构建道德的硬性约束力--道德社会强制力。能够助生道德社会强制力的强制力，最符合条件的就是法律强制力。因为，法律制定的严格过程性及高成本，决定了法律规范是永不能触及所有社会生活的，法律的缺陷是其本性固有，通过法律自身是无法弥补的，可以肯定，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韵律，等待法律的自身完美来彻底解决社会关系的调控矛盾，永远只是一个梦想。于道德而言，随机应变恰恰是其追赶时代弄潮儿的看家本领，作用力弱化又常常让道德站在时空的最前沿而无能去铲除玷污和侵吞新事物的恶魔。正是因为“强制性”有余而“灵活性”不足的法律规范，与“灵活性”有余而“强制性”不足的道德规范之间的这种天然性的互引需求，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很容易构架起与法律、道德相关联又明显区别于法律、道德的第三种力量，并且，此“第三力”一旦创制，它就会游历于法律和道德之间，一方面，积极供给法律规范的“灵活性”需要；另一方面，全力弥补道德规范的强制力不足。此“第三力”之实质，是法律为获求道德“灵活性”弥补而根据自身的需要对道德予以的授权性“强制力”让渡。“第三力”既非纯法律力量，也非纯道德力量。它是法律作用于道德后的整合力，即法律强制力经授权性让渡后“硬”化了的道德强制力，是法律与道德两种资源于一定控度上的契合。
如何创生“第三力”？“第三力”之再造，在实践操作上要通过启动“道德程序立法”来完成。“道德程序法”，系指保证道德实体规范得以全面施行及强制后果的程序性法律规范的总称。[4]
道德程序法的任务是保证道德实体规范得以普遍施行，使道德产生硬性约束效果，使 弱性道德转变为硬性道德。道德程序法的内容，主要是对实践需要硬性作用的道德规范的适用条件、过程及后果予以明确的强制性程序设定，构筑起道德规范实体评判、法律规范程序设定的法律道德结合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契生出道德与法律共享的“第三力”--道德硬化后的约束力，以此填补法律空缺和道德无力。
道德程序立法的实际开展，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完善的道德实体规范。明确的道德规范，是道德“硬性约束”（“第三力”）的现实依据。只有制定出系统、配套的道德实体规范，增强道德规范的可操作性，如制定各行业的具体职业道德规则、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等各种社会行为的道德评判标准，才能使“道德程序立法”具有实证基础。二是有健全的道德组织体系。只有健全的道德组织体系，才能将道德规范的制定、实施及后果执行一律“归管”专门的部门，这些部门的设立、职能及协调运行均予以法定明确化。如美国国会设置的“道德委员会”就有类似功能，1997年，美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特。金里奇因被控欺骗国会，有违政治道德，被处以30万美元罚款。[5]我国至今还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各级政府设置的“精神文明办公室”，也未纳入法定化运行轨道。
参考文献：
[1] [3] [4]韩世强：《资源再造：法治与德治及“第三力”》，[J]，宁波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3）：72-75。
[2] [5]马长山：《法治社会中法与道德关系及实践把握》，[J]，法学研究，1999（1）：13-14。
作者简介
韩世强（1972-—）,男,仡佬族，贵州省遵义市凤冈人，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职业法制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法学硕士；研究方向：法社会学、教育学；通讯地址：宁波市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职业法制教育研究中心（315211）；电话：13567880160； E-mail:hsq1655@126.com或hsq1217@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