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由[法信网]Law863.Com收集整理 |
[2] Robert C.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286.
[3] 北京网，http://www.bj.chinanews.com.cn/news/2004/2005-02-14/1/1423.html
[4] 或许有人会以中国法治水平还不高来为这种现象搪塞，但我们应注意到何谓法治健全？如果以官方立法数量作为健全的标准的话，这是不是一个悖论呢？
[5] 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梁治平主编：《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页84—15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6] 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同前注。
[7] L.Fuller把法律定义为“使人类行为受规则统制的事业”，见Lon L.Fuller,The Morality of Law（Revised Edi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9），第74和106页；H.L.A.Hart把法律理解为两种规则的结合，见氏所著The Concept of Law （Clarendon Press,Oxford,1961）。
[8] 苏力：“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页3—2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9] 朱苏力：“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
[10] 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董世昌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
[11]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同前注。
[12] 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页23及其注2。
[13] 人民网：“物权法草案文本应符合实际通俗一点”，http://www.people.com.cn/GB/14576/28320/39838/39927/2942215.html
[14] 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费孝通区分了横暴的权力与教化的权力，认为乡土社会的秩序主要是建立在教化的权力的基础之上。其他人如孙中山或梁漱溟所谈到的传统社会中的自由，也可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
[15] 在汉语学术界，civil society一词并无统一译名，常见的译法有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有关的讨论见王绍光的“关于‘市民社会’的几点思考”，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8期（12月）第102至114页。
[16] 六十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的概念重新引起了政治理论家们的关注，其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也因此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参阅Charles Taylor,"Invoking Civil Society",in Charles Taylor,TimesItalic{Philosophical Argumen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204-224。关于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可能具有的意义，见注[69]所引的王绍光文；又可见石元康的“市民社会与重本抑末──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载《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6期（8月）第105至120页；以及梁治平的“市场国家公共领域”，载《读书》1996年第5期。
[17] 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对外享有不可侵犯的独立和平等地位，对内则独享对合法武力的垄断，这本身即是一种现代性特征。如何使这样一个能行使其巨大权力的空前强大有力的政治“巨兽”（即霍布斯所谓的“利维坦”）同时也受到法律的约束，遂成为一个重大而且棘手的现代性问题。可以说，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无论是立宪主义、法治还是分权与制衡，都是为了回答和解决这一问题而发展起来的。
[18] 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同前注。
[19] 朱苏力：“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法治”。
[20] 相关论述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同前注。
[21] 苏力：“变法，法治及本土资源”，同前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