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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芳梅在《美国1787年宪法是资产阶级内部矛盾妥协的产物》一文中提到：“美国1787年宪法虽然制定于美国独立战争后，但它并非《独立宣言》的继续和发晨，从其制定与批准的过程来看，广大劳动群众一直被排除在外，他们的作用十分微弱，许多重大问题只限于白人上层。它由富人集团制定与批准，只维护有产者的利益。” 其中，制宪会议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举行的，出席会议的55名代表都是有产者集团的上层分子，其中有40人拥有公债，14人从事土地投机，24人是高利贷者和银行家，12人是工商业家或船主，15人是奴隶主，且往往一个人有数种财产。从职业来说，大多数代表是律师，其中28人原是邦联国会成员，其他的多为各州议会议员，没有一个工农代表，资产阶级民主派人士如杰斐逊、潘恩等由于种种原因多未出席会议。这一代表阵容，决定会议中争论的问题均为有产者所产生的问题，不可能涉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更无人会代表奴隶与印第安人说话。此外，宪法还明确规定国会众议员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但黑人只能按人口的3/5计算。
而作为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发展过程同样也是步履维艰。它未给美国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黑人奴隶以公民权，妇女、穷人没有选举权，尤其是参议员的选举仅仅是金钱的选举，只有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才能入选。宪法第1条第2节第3款规定，“众议员名额和直接税，应按照本联邦内各州的人口分配。这种人口的决定，除全部自由人外，应加上所有其他人口3/5。这种自由人中包括必须服一定年限劳役的人口，不包括未纳税的印第安人……” 1787年宪法将黑人奴隶、印第安人、妇女等美国公民中的大部分排斥在民主之外，这暴露了1787年宪法的局限性。直到1870年才取消了种族的限制；1920年排除了性别的障碍；1964年取消了财产的限制；1970年国会中止了识字率标准；1971年年龄障碍才得到解决。
与独立宣言相比1787年宪法倒退了一大步并对人民的基本权利故意回避，此外美国宪法始终没有确立“经济－社会”的权利，还有一些关于镇压劳动人民反抗的条文。这不得不说是1787年费城给刚获独立的全美人民撕开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究其本质，可以看出，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歪曲，实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度在作祟，而且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在这种等级制度下，处于上层的民族或阶级对处于下层民族或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首先，靠资产阶级双手打下的美国江山自然成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秩序的工具，他们作为社会财富的大多数的占有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自然会以财产占有的多寡来对人权进行切割，并组成“富人俱乐部”，这样一个社会的上层便业已形成。然而，他们并不满足，为了疯狂的巩固他们历尽千辛而争得位置，他们处于一种对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隶的本能的厌恶，以白人“尊贵”的血缘纽带维系着“贵族”们的传接。至于妇女，千百年来的封建传统遗留下来的恶习，自然也会在美国宪法中得到深刻的昭示。是宪法中政治、经济、民主权利的狭隘性使得处于等级制下层的人民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与封建贵族特权等级有何区别，甚至还能找到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的影子。因而，路易斯•亨金称美国宪法为“与地狱订立的”宪法，白人以外公民的权利都是它的一个“难言之隐”，这是人权实现中的一个重要的失败。同时美国宪法的研究者宣称：“美国的宪法来源于人民，而且是直接来源于人民。假定这一命题是正确的，人民怎么会放弃而不是在制订宪法时申明自己的权力呢？人民怎么会因为肤色而歧视自己的一部分呢？人民怎么会因为性别而拒绝自己的一半成员参加政权呢？”
四、民商法
美国并无民商法概念，其领域主要是以财产法、合同法、破产法、公司法以及侵权法等独立形式存在。独立战争以前，美国各州被英、法、葡、荷等国分割，各国的民商法律思想将美国法律文化充斥到了十分尴尬的地步。尽管官方和非官方机构提出过不少供各州立法参考的模范法典草案，但各州采纳程度不一，如路易斯安那州保留了法国法传统，而西南部各州的亲属法则具有法国法和西班牙法的色彩，而从总体上讲，美国民商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主要沿袭了英国法，如美国的信托财产制度、约因制度、婚姻家庭法、侵权法、财产法、公司法等等都是远渡重洋的舶来品。
（一）财产法：
美国财产法是在英国普通法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早在美国独立以前，带有浓厚封建因素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土地继承制度在美国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派生于英国封建土地分封制度的土地权益，在美国财产法中分为现实的土地权益和未来利益，而在现实的土地权益中有一种极具封建色彩的限制性继承土地权益，它是为满足将土地在家族内世代相传的需要而出现的，限制性所有权人不能将土地转让给家族以外的人，至今，缅因、马萨诸塞、特拉华和罗得岛四州仍承认限制性继承所有权。此外，信托制度和约因制度作为美国财产法及美国《统一商法典》的重要内容更是脱胎于中世纪的英国。
（二）侵权法：
美国有关侵权行为方面的立法与英国的精神完全一致。在19世纪末以前，其立法的天平倾向于企业利益一方，在实质上就是赋予企业以规避法律责任的特权。当时美国侵权法规定雇员必须自己承担在工作中受伤的风险，如果雇员受到的损害是由另一雇员引起，则受害雇员不得向雇主要求赔偿。而其规定的豁免原则则将这一倾向性暴露无遗，该原则规定政府以及慈善机构、医院等可免于侵权之诉。
（三）公司法：
19世纪以前，美国公司法有一点是与英国法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创造一个公司必须由主权者以成文法令的形式正式授权。独立革命前，公司的建立基本上不是由中央政府授权，虽然殖民地时期获权开发新大陆的公司一般都是由英国国王授予特许状，可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大多数公司却是由殖民地业主、总督或议会授权建立。172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气泡法》，正式宣布未获王室特许状的合股公司非法，1741年，《气泡法》扩及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革命后，出于对殖民地议会颁发特许状先例的继承，各州议会授予公司特许状的权力在立法、司法双轨制的分权思想中得到了巩固。1791年，国会通过法案为组建合众国银行颁发特许状并由乔治•华盛顿总统签署生效，并在1819年“麦卡洛克诉马里兰案”的判决中得到了以约翰•马歇尔法官为首的最高法院的认可。美国内战前建立的公司还被赋予一定的特权，有修建收费马路、运河及铁路的路权，确定这些交通设施收费标准的权利，发行期票用于支付流通的权利，源于州政府的征用权，在某个地区经营交通或银行的垄断权，修坝、疏通航道或从事其他工程而免于造成公害或私人损害法律责任的权利等。故而，亚当•斯密在《原富》中提到“公司的排他性特权”会侵犯“自然权利”。新泽西实用制造商社的反对
者在1792年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主张平权的人们’在‘特权独占的公司’里看到的是所有他们‘钟爱的共和主义原则’遭到了践踏”。
（四）婚姻家庭法：
由于美国人民绝大多数是早期西北欧迁徙者（主要是英国）的后裔，故而在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受到英国等早期殖民国家的浸染。当前美国仍保留有基督教形式的婚姻，某些州甚至将到教堂举行宗教仪式作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而美国独立后南部的离婚制度十分严格，如1798年佐治亚州允许离婚的条件是在高等法院审理提出一个离婚判决后，由国会投票以2/3多数票通过后方可准予离婚。此外，美国早期的已婚妇女的单独居住权和其他民事权利得不到保障，妇女在经济权、财产权以及选举投票权等方面依附于男子。
五、行政法与行政权力
美国行政法是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它的发展充满了戏剧性，也许是其早期受到挤压的缘故，其潜藏的张力发展至今已经扩展到了可怕的地步。19世纪末以前，美国不存在独立的行政法部门，行政法一出生便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市场和法院强占了其所控制的领域，而这恰恰与法国行政法领域在封建制末期的司法专横不无雷同。
久受压制的行政法及其所蕴含的行政权力一旦爆发后，便迸射出势不可挡的力量。1887年《州际商业法》的制定以及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成立，进步运动时期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发生的变化，罗斯福“新政”以“专家知识”为依据大量授予行政机关以自由裁量权，到美国总统权力的恶性膨胀，无不昭示着美国的行政权力正在向权力制衡机制发出严峻的挑战。
从“切夫朗”原则即可看出美国司法权对行政权所作出的让步。在传统意义上的美国行政法中规定，联邦法院在审理状告政府部门行为的案件中，对行政部门所认定的事实予以充分的尊重。而在1984年“切夫朗诉自然资源防护委员会”
后，美国最高法院增加了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法令解释亦应尊重的规则。即行政机关若按照国会法令明确规定行事，则法院无过问；若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法令解释认为合理而且可被允许，则即便法院第一次碰到时不会作出这样的解释,亦应予以尊重。故而，美国行政法专家们普遍认为,切夫朗原则标志着“权力从法院转给了行政机关”。
美国的帝王般的总统制可谓是承载着封建残余物最为典型的见证。美国总统任期4年，主要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党提名候选人，经普选产生的选举人间接选举产生（而美国的参众两院是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名义上虽对选民负责，但由于美国缺乏人民罢免总统的规定，在这种情形之下，选民对于总统的行为或政策，就没有表示意见的机会。总统有权任命和罢免各部部长及其他政府高级文武官员和最高法院9名法官，这些被任命者只对总统负责，国会无权监督。总统兼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三军统帅，实际上美国的总统就是独裁者，总统制亦即是独裁制。总统是行政组织的核心，享有最高的行政权，总统的行政命令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总统有否决两院通过的法案的权力，可越过国会对别国不宣而战。国会只能按严格的弹劾程序，由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主持参议院审理通过，方得罢免总统。美国一些著名的政治学家承认说：“在他国人看来，‘这样的制度好象独裁专制，不负责任，而且很有危险’；‘因为总统不受选民代表的支配，总统在他的任期以内’，‘可以任意统治’。美国总统威尔逊亦毫不掩饰地说：“‘如果美国总统的位置落于意志坚强、不避责任、且有领袖天才的人之手，总统的权力与势力几乎并无限制。’因为‘美国总统实际上是一般公认为全世界权力最大的政治位置’。”
此外，各州州长还有权对本州犯人的刑期实行赦免或减刑，（美国总统对联邦罪犯也有类似的权利）在那些盛行死刑的州，人们往往请求州长对死刑犯减刑。
六、刑法
美国刑法在19世纪以前主要是援引英国普通法，故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英国普通法的影响。而美国刑法程序的基础则是《美国宪法》，包括构成《权利法案》的前10条修正案。然而，美国刑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美国刑事法律以自由裁量为其根本特征”，更有甚者，有观点认为，“美国刑法规则所提供的指导宽泛到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也许正因为如此，美国刑法虽在名义上冠冕堂皇的制约于宪法，然而在实际情况中，更多的被“看得见的手”操纵着。
也许9•11使美国政府变得有些“神经错乱”，美国决心将世界上的所有“基地”组织恐怖分子送上美国法庭，甚至送上象征布什行政权力膨胀的特别军事法庭。在特别军事法庭上，只要2/3的陪审团成员认定被告有罪，判决就可以生效，而法官和陪审员将由美国军官担当。此外，法官有权决定哪些证据不被公开或提供给被告人，法庭更不会透露怎样得到这些证据。特别军事法庭省去了一些繁琐的规矩，审判过程更为简单，可以迅速定罪，且不允许被告提出上诉。为保障安全，法官还可以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作为审判地点。《纽约时报》的言论称：“这一决定是对美国宪法规定的权力制衡的公然挑衅。破坏了公正审讯和例行的程序，用一种粗鲁而又无法解释的系统将其取而代之。只有独裁者才会允许这种体系的存在。”该报编辑还写道，“布什先生从本质上破坏了美国司法公正的原则。”
《欧洲人权公约》的第六条规定：“任何被告都有权受到公正的审判，有权为自己辩护。欧洲很难同意让有关嫌疑人接受那种不允许旁听的审判。”而且，《欧洲人权公约》还明确规定：“不能把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仍然执行死刑的国家。”尽管如此，在美国这样一个死刑几乎快销声匿迹的国度，司法部长阿什克罗夫特仍声称，一旦本•拉登被抓获并被送至美国，他仍将可能被处死。
这样看来，看似完善的美国刑法体系在真正需要得到考验的时刻却如此的脆弱，而美国宪法也显得苍白无力。在这里民主已经变味，人权已经被扼杀，剩下的或许就是那些象征着强权的“正义者们”在法庭上的咆哮。这或许是一种封建文化的复古吧！
七、司法制度
双轨制是美国司法制度最显著的特点，联邦和各州分享两套独立而互不隶属的法律系统。尽管如此，关系国家命脉的权力仍然收归于中央，如联邦的权力主要在外交、国防、货币、联邦预算、全国性财经政策、国际贸易和州际商业方面，至于卫生、教育、福利和税收等权力归各州享有。
美国司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司法独立，然而事实上是否真正如此，是否在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行政权力恶性膨胀的面前岿然不动？笔者将从美国法官和检察官这两个角度进行剖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