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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农”中，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影响，加上农业经济纳入全国市场体系的松散性和不成熟性，仍使结构单一的农业社会缺乏对法律亲近的经济利益的有效刺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中在“统”的乏力的情况下，简单的经济交往行为被准法律准权力的其他因素予以替代调整了。总之，农民缺乏对法律利益的感受，而非所谓的惰性造成。
第二，从转型时期的政权政治体制运行角度来看，中国具有数千年的官僚政治的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家长式政府依赖型的体制，导致民主的先天不足，近二十年来国家一直在下大力气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然而为提高民主所做的努力被强大的政治异化消解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民主，而是我们的民主有着重大的困境，那就是政权异化——是指国家在推动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离，政治与民间利益剥离的过程中被权力传递的中间环节遏制并扭曲了。主要表现为以权压法、部门或地方保护主义、权力与民争利、权力个人化或地方化、权力侵蚀权利、权钱交易等并非少数的现象。政治体制改革的贯彻能力退化，中央政权在通往基层的过程走形变样，欺上瞒下的“土政策”、“领导拍板说了算”、“人情裙带关系”部分地替代了法律。而且法律成了政权的工具，法官成为国家利益的绝对代表，政策指示替代法律，法律甚至有时成为了不法行为的遮羞布。这种政府为自己进行利益调整和改革的过程未能有效实现利益回避，这也就成了政府机构改革进入怪圈的原因。在这种新旧规范和各种权力势力纷纷介入对社会政治经济调整制衡的情况下，终究形成了道德滑坡，法律疲软的“青黄不接”、“礼崩乐坏”的形势和矛盾冲突。值得强调的是被传统理论界认为是“罪魁祸首”的传统礼教对现代人行为的束缚早已烟消云散了，被法律化了的伦理早已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搁浅了。在二零零三年的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有力地表明民众缺乏参与意识和协作意识，只能主要依赖政府构建行政化的临时应急体系，法律参与这个过程的深度远远不够。
第三，从精神文化意识层面来讲，无论如何，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十分有效果的。在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新世纪，传统上的国家本位、身份权力本位、义务本位、人治主义、臣民意识、重义轻利、性本善、和为贵等传统价值明显地出现了被扭转替代的趋势，出现了价值多元主义、个人本位、重利轻义、追求世俗化、经济利益本位、达尔文生存主义、性恶论、有条件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尤其在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足以左右未来的这一代人身上反叛传统的价值取向已十分明确。本来这些对法治有着极为匹配规格的因素却由于政治、经济和阻却性的文化因素导致扭曲和异化了。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突破瓶颈，甚至滋生了极端个人主义、拜物主义、投机主义等倾向。
总之，经济利益主体的不正当竞争取向，民众政治参与极低的政府主导的政治体制加上异化了的法律意识，导致法治在中国的被扭曲、高成本、低效益、形式化的尴尬地位。也同时不断地生成着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
(三)影响后果的系统论分析
经过对我国法律意识领域阻却性因素的表现和原因的分析，我们会导出如下直接的危害性后果：
（1）对法的公开性的破坏和民主性的削弱：法律知识的欠缺导致法的公开性程度受到限制和社会化水平较低，法律变得神而玄乎。民众法律知识的缺乏和法律情感的低迷消极导致立法缺乏民众的参与，执法缺乏民众的监督，仅是专家意见或执法主体的单向决策的状况是危险的，笔者担心只被少数人掌握的法律知识和不对称的法律信息分布将导致法律话语霸权和知识权力的压迫以及学术权威的恣意。
（2）对法的普遍性的破坏和可诉性的削弱：缺乏对法律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态度，使法律的普遍推行和适用变得困难，法律偏见导致漠视怀疑法律和救济渠道的非法律取向。扭曲的法律思维模式导致法律被排挤和法律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3）对法的权威性的破坏和独立性的削弱：由于人们对法律无知、偏见、怀疑、漠然自然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对法律态度的消极和法律思维取向的扭曲，导致法律频频受到其他准法律规范的替代和法律被权力、人情、利益的干扰，进而法不自立矣。
（4）对法的规范性的破坏和有效性的削弱：这些阻却性因素导致法律被架空，法的效用被冲淡，法的实现更加曲折，法的成本不断攀升，法的功能弱化，法的效益降低，使法的实然差距与应然距离拉大。
这些阻却性因素与法的局限性的联姻将导致法治系统内部运作的“熵量”⑨进一步增加。法的局限主要有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法律制定的不周延和滞后性、法律操作的复杂性以及法律的工具性对目的性的奴役等。法律的局限性使我国的法治雪上加霜。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使助推性因素被抵消，使法治已取得的成果被腐蚀，使市民社会的发育变缓，使人们原本奴性化政治服从状态更加缺乏权利主动参与对权力控制，使不规范的社会行为找到理论上或观念上的托辞，慢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不断攀升的法律救济成本使人们不得不“另辟蹊径”，进而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私权利无序公权力无羁，甚至国际参与更加被动。
三、法律意识领域阻却性因素的消解
在对我国当前法律意识领域阻却性因素诊断的基础上，笔者不成熟地谨提出如下消解这些阻却性因素的参考，以供实践借鉴。
（一）阻却性因素消解的原则
根据文化进化的规律，这些阻却性因素的消解具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阻却性因素将潜移默化地发生消亡或转化。这种消解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第二种可能是强化意识领域正面因素以抵消阻却性因素的影响或是矫治亚健康状态的法律意识，这虽然治标不治本，但由于文化层次因素的相对独立性、超前导引性和行为启蒙作用，赋予了这种可能以非凡的意义。第三种可能是通过自觉地改造政治经济结构和机制营造健康的法律意识的环境，进而达到阻却性因素被釜底抽薪的效果，这种可能是治本的，当然也是困难最大成本最高的。
笔者以为，首先，将现实中法治的扭曲统统归咎于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是一种偏激的做法。将现实中法治的尴尬一言以概之地归咎为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或不成熟的做法也是不负责任的。其次，要注意法律意识启蒙与法律制度本身改进的结合，要注意“标本兼治”的原则，不能忽视这些阻却性因素发生的根源，防止新生的健康的法律意识缺乏土壤和被矫治过来的法律意识没有现实的载体。第三，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的消解不是靠政府“一头热”式的形式化运动化的法律知识的宣讲和感召就可以解决的，这是一项需要上下互动的系统治理工程。第四，笔者并不认为法律意识领域阻却性因素主要是传统的积淀，这种绕过批判现实的险滩而鞭笞老祖宗的态度是不尽可取的，任何试图一厢情愿地抛传统之弊病而承传统之精华的想法也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任何另起炉灶或是缝缝补补的做法是没有前途的。第五，应当把东西方的治理文明在人类学的高度进行整合，不以中国之特色作为抵制外来先进文化的借口，也不以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卑心态全盘西化而忽视本国的具体时空环境，以追求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交融为绿色文明之目的。
（二）阻却性因素消解的策略
（1）强化法律意识领域的助推性健康因素，矫治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应当克服普法教育现存的运动化形式化和随意性的低效果性。应当筹划并启动“中华法律意识启蒙工程”，设立专门人员负责的专门机构的专款专用的组织，扭转以前单调宣传法律知识的局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针对具体的群体具体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意识启蒙运动。要注重对信息化、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手段的应用，借助各种媒体和生动的形式将法律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次，加快法律的社会化步伐。以法律理念的先行带动法律行为，以法律制度的变革激活人们法律意识和行为的变革。
（2）扫除政治和经济性障碍，培育法治根基和土壤。对分利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和政权异化的消除是根本性的措施，以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为法治文明鸣锣开道。利益新领域的开拓、现实利益的保全和规范化的逐利必然加大了对法律规范的需求，政权异化的消除与法治的实现是息息相关的，只有消除政权异化才能扫清法治的权力障碍和束缚，只有进一步实现法治才能巩固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除了提升民众的法律参与意识，还要扫清群众参与的障碍。健康的政治经济结构与法治的结构是同质的。
（3）加强法律制度本身的建设，为健康的法律意识的生成和巩固提供制度层面的保证，实行意识与制度并举策略。我们的法律体制必须扭转其作为政治体制依附的局面，实现司法体制的自治是有效途径之一。法律不应成为党政的代言人，而应当是一种终极中立的权威角色，而且我们要扭转法律机关自己改自己的做法，要实行原有利益回避制度，这样才能改得干净，改得彻底。法律制度应当实现程序以及实体正义的并重，加强法律制度的人性化设计，形成具有极富终极关怀色泽的法律秩序，实现对法律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并行不悖的追求。
（4）道德与法律一体化运作策略。道德与法律的同质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以及两者界限的模糊性是道德与法律进行一体化运作可行性的基础。虽然道德与法律有很大差异，但在规范这终极意义上两者先天是兼容的。而且我国传统社会中的“礼”，这种伦理法律化低成本高效运作的历史为我国法制现代化提供了道德与法律一体化运作的历史实证的先河。不同的是如今实行伦理助推法律的策略。通过德治为法治肃清环境，将德治作为法制的催化剂和无可替代的规范互补。寻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契合点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5）城乡殊途同归法治的策略。由于法律意识领域在城乡有着显著的不均衡的差异，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长期持续，市场经济的重点必然也只能落在城市，城市文明的优越使其更具备较乡村成熟的法治环境，因此城市法治要先行，先行实现法治的城市带动乡村法治，城镇化、工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三农”发展战略将是持久的，这种边缘化了的外嵌式的乡村社会将不断消亡和转化，最终实现整体秩序的整合和升级。可见，我国法律意识领域的阻却性因素的消解是分步骤的多层次的。而且我们要针对不同阶层的人，针对不同职业的人进行法律意识矫治。
最后，我们必须端正在消解法律意识领域阻却性因素的心态。从某种角度讲，法治也是一种法律意识的塑造工程。我们不能再忽视这种潜在的因素，法律制度的解决并不必然导致法律意识的提升。观念形态不改变，法治无深化之可能。我们必须整顿法学的研究秩序和体系，变传统的法学教育为大众法学教育和终身法学教育，我们应当变抱怨和容忍的态度为建设性的态度。我们的法治亟须减少的是破坏性的、肤浅的、浮躁浪漫、轻率而片面的臆断和行动。
注释：
①[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之《序》，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